发表时间：2025-04-01 23:40:33 来源：植物知识
二战后的波兰国内，卡廷事件是一个禁忌话题，任何关于评论、传播相关言论的人都可能会遭受处罚。
法院在量刑时考虑到：尽管被告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尽管被告人拒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考虑到被告人对自己的错误言行没有一点认识，并因其错误言行，对社会导致非常严重影响……法院判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
1952年2月29日，波兰政府就卡廷事件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也代表了整个冷战时代的波兰官方态度（节选）：
波兰人民深恶痛绝地看着美国统治集团，握着从戈培尔那里继承来的有毒武器，试图抹杀希特勒罪行的一切痕迹，激起波兰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痛恨。是苏联人民肩负起重大的责任，为彻底消灭希特勒主义分子奋勇斗争。
波兰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美国的这一挑衅行为，这种行为就是与热爱和平的国家为敌，就是与那些饱受希特勒侵略和蹂躏之苦的人民为敌。
“卡廷”这个词在当时的波兰是头号政治禁语，执政当局对事件的态度就是：知道的人不提，不知道的人尽可能不让其了解。
而在一些不得不说到这件事的情况下，依然引用苏联方面的官方辞令“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在社会上，关于卡廷的事情被尽可能回避，就连官方出版的历史百科全书中也没有相关的词条。
1952年7月22日，波兰正式更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图为波兰群众举着国务委员会主席比鲁特和斯大林的画像与标语庆祝。
战后的波兰是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属于苏联阵营下一个比较听话的小伙伴，尽管也曾有过“波兹南抗议”（1956）、“格但斯克”（1970）等对执政当局有消极影响的事件，但总的来说比起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来说还是要顺从得多。
卡廷事件在战后的波兰是头号禁忌话题，甚至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所有的失踪军官家属亲友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被要求保持缄默。一旦有人提及或是询问此事，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处罚甚至迫害。（图为剧照，出自波兰电影《卡廷》）
斯大林死后，经过一番政治斗争，赫鲁晓夫担任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政策持批判态度，这就包括了曾经的肃反和各种大清洗运动。
1959年3月3日，NKVD的继承机构，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谢列平递交给赫鲁晓夫一份关于卡廷事件的秘密报告：
枪毙上述人员的整个行动都是根据苏联中央1940年3月5日作出的决定进行的。上述这些人全部都被处以极刑。根据上述行动案件记录，这些人都是在1939年战争中被拘留的战俘。自1940年执行上述行动以后，与此事有关的所有信息均未向外界透露，处决21,875人的卷宗均保存在被铅封的专门房间中。
从苏联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资料既无使用价值，也无任何历史价值，也不可能对波兰朋友有实际价值。甚至相反，任何始料不及与偶然性，都可能会引起泄露我们采取这些行动的秘密，给我们的祖国带来种种不良后果。更何况，根据苏联政府建议而成立的“调查和研究在卡廷森林屠杀被俘波兰军官专门委员会”，关于在卡廷森林处决波兰军官一事，该委员会已经于1944年得出正式结论。
根据这一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所有上述在卡廷森林枪杀的波兰人都是德国占领者所为。有关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都刊登在苏联和国外的报刊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早已被国际社会所了解。
就这样关于卡廷事件的主要文件卷宗都被销毁了，只有苏联官方的几封信件、主要领导人签署的文件、谢列平本人的秘密报告被保存了下来，封存在了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保险柜中。
亚历山大·谢列平（1918—1994）出生于俄罗斯沃罗涅日铁路职员家庭，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1934年加入共青团，1936—1939年在莫斯科车尼尔雪夫斯基学院历史系学习，期间还兼任共青团莫斯科州索科尔尼基区委书记。1939年12月至1940年4月在红军服役，参加苏芬战争，并于之后成为苏共党员。1940年回到之前学院继续学习。1941年开始担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督导员，卫国战争爆发后陆续担任团军事体育部主任、团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参与选派敌后游击队员，著名的女游击队员卓雅就是再三请求才获得他特别批准到敌后的。1943年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58年担任中央部委职务，当年底担任克格勃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他一度被认为是未来的有力竞争者，但由于其作风务实，为人耿直，反对当时渐渐形成的浮夸、奢靡之风（如不赞成到处悬挂领导人肖像、出门不携带警卫、自费装修公寓等），因而与众多高层领导人格格不入。加上他工作也比较专断，在一些事项安排上树敌不少，故此之后遭到排挤，被赶出了中央。1967年7月—1975年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1984年担任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退休。1994年10月24日在莫斯科去世。谢列平一方面曾将自由派作家驱逐流放，并参与克格勃在国外的暗杀行动决策；另一方面他又对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予以谴责，并尽力为蒙冤人士。在他任职安全机构领导人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关押的人是最少的。
谢列平提交给赫鲁晓夫关于卡廷事件档案的处理意见报告。其中特别的是，这份被列为“机密”的报告并非由打字员记录，而是通过手写完成。
时间来到了七十年代，尽管波兰当局一直尽力压制、回避国内关于澄清卡廷事件的呼声，但是仍旧没办法完全消除事件的影响。许多地下出版物以及反对派都会以事件为话题，抨击当局的怯懦和对历史的回避。
因此，1975年1月14日，波兰报刊、书籍和艺术监督总局下发专门指示（节选）：
6.在科学论文、回忆录和传记中允许写：“在卡廷被希特勒杀害”、“在卡廷死亡”、“在卡廷”等字句。但在写“在卡廷”这句话时，应附上死亡时间，但死亡时间只能写在1941年7月以后。
7.在描述1939年被苏联红军关押的波兰战士和军官时，不能用“战俘”这个字眼。正确的用词是“被拘留”。能够正常的使用集中营的名称：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尔斯克。波兰军官开始是被拘留在那里，后被希特勒分子在卡廷森林处决。
8.为卡廷死难者在教堂举行弥撒，需要在报刊上刊登讣告，张贴讣告或通知等，为卡廷死难者举行别的形式的纪念活动等需要发通知，均应获得领导的批准。
本规定只限于书报检查官使用。一旦有人违反该规定，书报检查官在提及该规定时，绝对不得提及本文件的存在。
尽管波兰官方对于国内卡廷事件的态度依然是压制为主，但是在与苏联方面的外交往来中也会抓住各种机会希望予以澄清。
1976年4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有关于卡廷事件和苏波关系的讨论（节选）：
2. 同意与波兰朋友就反对西方宣传机构关于所谓的“卡廷问题”的宣传进行磋商而采取共同措施，此事责成苏联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会商办理。
必须承认，在此问题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必须紧密协调，采取一致措施，旨在反对和制止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行为，以及反对和制止在西方就卡廷问题开展的运动。
从我方来讲，没有必要就此问题发表任何正式声明和讲话，以防敌对势力利用此问题，达到反苏目的而与我进行辩论。
时间进入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对内政策更加趋向于中间派的雅鲁泽尔斯基成为波兰领导人，其官方对于卡廷事件真相的关注更加迫切了。另外，当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对内施行新的改革，对外奉行对东欧国家的“松绑”政策。
八十年代初，波兰国内对于国家发展政策出现了重大政治分歧，一度造成局势紧张，苏联当局为了稳定华沙条约国家的内部形势、采取了加强干预与控制的行动，此举却导致波兰国内对苏方的不满大幅度增加。
出于缓解与盟友关系的需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方与波方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采取了积极合作态度，两国成立了由双方历史学家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对那些一直困扰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1920年苏波战争、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1939—1941年波兰人大流放）进行一同探讨研究，这当然也包括了卡廷事件。
历史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诡计多端的产物，也不能成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借口。在此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我们要为未来，为逐步发展苏波友谊一同承担责任。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波兰政治家、军事领导人。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1939年举家迁往立陶宛躲避德国占领，但随后苏联吞并立陶宛，全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42年其父因缺乏药物死去，他也因在强迫劳动时两眼受到雪地阳光刺激而视力受损，此后必须佩戴有色眼镜。1943年，他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在苏联组建的波兰第一集团军，此后接受了苏军的军事培训。在后来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反攻，参加了解放华沙的战役，一直到柏林，并且多次立功。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48年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统一工人党）。之后进入波兰人民军陆军学院、总参学院系统学习，以优异成绩获派前往苏联进修深造。回国后在波军院校任教，不久后出任战训总部副主任。1956年成为波军最年轻的少将。1957年担任机械化步兵师师长。进入六十年代，先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等职务。196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且在一年之内连续晋升成为上将。1970年格但斯克地区发生的事件激化了波兰最高领导层的内部矛盾，之后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雅鲁泽尔斯基并未受一定的影响，1973年晋升为波军当时唯一的大将，两年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十年代后期，波兰当局的改革受到挫折，内外发展均遭遇困难，党内又出现不同呼声，社会上也出现政治反对团体。随着内部斗争加剧，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兼任政府总理，当年又被推举为党的。这一年底，因反对派“团结工会”运动在全国蔓延，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施全国。1985年起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随后大力推行改革。1989年担任改制后的波兰总统。1990年，将总统职务让位于反对派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2007年，被指控担任波兰最高领导职务期间实施的和相关措施违法。2014年5月在华沙去世。尽管饱受争议，但根据1992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有约56％的受访者认为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实施数年的是合理的，稳定了当时的国内局势，更重要的避免了外部势力借机干涉（指苏联）。他之后对反对派的温和态度也促使波兰实现了和平变革，从而赢得了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反对派赞扬。瓦文萨就此曾评价说：雅鲁泽尔斯基不应该受到审判，他的评价应该由历史学家来总结。
八十年代，随着苏联控制力的减弱，另外受各国国内自由派运动的影响，东欧各国在政治上逐渐摆脱了苏联的挟制，走上了自主发展道路。
1988年5月，苏联方面决定修缮位于卡廷的波兰军官埋葬地，并设立公墓群（包括在此地被德国人杀害的约500名苏联战俘）；同时还决定允许波兰卡廷遇害者亲属以旅行团的名义前往参观，并原则上同意这些亲属无需办理签证，但需要持有波兰红十字会的相关证明。
同年8月，苏方同意波方的提议，在卡廷森林设立波兰军官纪念碑，并一同设立苏联战俘纪念碑。
随着波兰方面对卡廷事件的立场越来越明确，加之其要求“明确真相”（其实早已明确，但缺少的是正式确认）的呼声慢慢的升高，苏联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以至于苏共高层也不得不考虑正式澄清这一事件真相了。
1989年3月22日，由苏联外交部长、党中央国际部长、克格勃主席联名的报告认为（节选）：
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事情拖得越久，特别是对历史遗留卡廷问题的争议，就越有几率会成为影响目前苏波关系的障碍。1988年，波兰以教会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名为《卡廷》的小册子，书中称，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在其他各类有关文章中都表达了这类思想，只要卡廷悲剧不能得到最终的解释，波兰和苏联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卡廷问题以不适当的方式超越了人们对别的问题的注意力，甚至超出了对二战爆发和德国入侵波兰问题的注意力。这场运动的言外之意是明显的——波兰人想让人们明白，苏联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甚至有可能比当时的德国人还坏，苏联也应对二战爆发与德国人一样负有同等罪责，甚至对造成当时波兰国家的失败与德国人一样负有同等罪责。
卡廷事件肯定——拖得越久，其不安全因素就越现实——会促使波兰人民共和国再次要求对拘留的数千名（其他）波兰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这些人曾在查尔科夫和博洛格耶（注：即斯塔罗别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失踪。至今，我们对波兰方面在这件事上提出的请求仍未给予明确的答复。
我们难以对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回避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同年春，波兰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当局与反对派协商后，选举产生了波兰二战后第一个非籍的内阁总理。
1990年3月22日，波兰共和国（国家名称已经取消人民二字）议会发表决议：
对中东欧来说，在今天已经获得自由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他们为了自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卡廷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就是成千上万波兰人命运的象征。获得了主权的波兰本应与自己所有的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种良好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尊重事实和对至今所有仍未能解释的问题给予澄清的基础上，这中间还包括波兰军官和战俘被杀害这些令人痛苦万分的事情。
此后，苏联最高当局经过讨论，决定告诉雅鲁泽尔斯基：在仔细检查了有关档案后，发现了许多与1944年苏联官方卡廷事件调查报告可靠性有异议的新证据。
据此断定，在卡廷地区的波兰军官被杀害之情况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就负责人而言，系贝利亚与梅尔库洛夫所为。
4月13日，此时已经是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的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
在苏联和波兰两国领导人的会见中，深入讨论了长期以来社会广泛要求对1939年9月被俘波兰军官死亡问题作出解释的问题。两国的历史学家也对卡廷悲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包括寻找有关证据资料。
最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档案人员以及历史学家找到了一些有关被关押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的波兰军人的文件资料。从这些材料中看出，在1940年4月至5月，共有15,000名波兰军官被关押在上述三个集中营中，其中有394人被押送到格里卓维茨集中营。但是绝大多数人被“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设在斯摩棱斯克州、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注：今属于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加里宁州（今俄联邦特维尔州）的集中营“处置”。因此，在此后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报告中这些人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从发现的所有档案材料中能得出结论，卡廷森林中这些罪行的直接责任者是。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贝利亚、梅尔库洛夫及其帮凶。
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任职时间最长的政治安全部门领导人，也是苏联历史上相关职务在任时间最久的人之一，因此他的名声和影响超过绝大多数前任和后辈，导致很多人把他视作苏联大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代表性人物，将一些本不完全由他负责的事也归咎于他（尽管他也确实恶名昭著）。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迅速为一大批被关押、流放人员，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行政命令；甚至他还插手苏联对南斯拉夫、东德的外交事务，主张采取温和灵活的政策。这些行动被他的政敌视作是收买人心以及出卖国家谋求个人利益，因此联合起来将他逮捕。抛开这些事不谈，就卡廷事件本身来说，贝利亚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他是决策者之一，更是执行者。他在1939年9月15日红军即将开进波兰前夕对部属下令：“为避免阴谋叛变活动，你们要抓捕大批地主、神父、贵族以及资本家的代表，将他们作为人质。你们还要更多地逮捕那些国家行政机构的反动分子代表、地方警察机构的头目、边防军和总司令部下第二分部的所有人，以及省长及其合作者，反革命党派、人民党以及前人民的各级负责人。”
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1895—1953），阿塞拜疆人，贝利亚最得力的部属。1921年进入肃反委员会（契卡），1931年被派往格鲁吉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结识贝利亚。1938年贝利亚接手NKVD后，任命他为副手。之后担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5年晋升大将衔。1945年短暂担任改组后的国家安全部长，正是在此期间受命对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徙，造成大批人流离失所与死亡。1953年贝利亚倒台后他也被逮捕，旋即被枪决。卡廷事件中他全过程参与，是负责审核波兰战俘案卷的“三人小组”负责人，经手了大量相关文件的审核，命令的转交、签发。
就这样，在德国柏林电台向全世界公布卡廷森林发现47年后、在卡廷以及其他集中营对波兰军队战俘实施屠杀50年后，苏联官方终于正式承认了对卡廷事件负有责任。
尽管苏联方面只是在原则上承认了罪责，并没有就详细情况作进一步澄清，但这终究是朝着还原历史真相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同日，波兰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承认苏联方面正式声明的意义”，并期待“双方共同历史中的所有空白点都能得到澄清”。
此次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向雅鲁泽尔斯基移交了从卡廷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被运出的战俘名单，以及关押在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的波兰军人档案卷宗。
其后，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卡廷森林，凭吊波兰军官墓地并瞻仰纪念碑。
7月，苏联当局正式确认：被杀害于加里宁州的波兰人尸体掩埋在梅德诺耶（今俄联邦特维尔州），被杀害于乌克兰境内的波兰人，尸体掩埋在哈尔科夫市附近。
9月，苏联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就卡廷事件开始调查，同时还邀请了波兰总检察长加入，对迄今仍健在的，1940年3至5月参与执行处决的行刑人员进行审问。
11月，戈尔巴乔夫发布总统令（苏联于当年3月修改宪法设立总统一职），要求加快调查相关问题，另外还指令有关部门研究、公布苏—波关系中苏联遭受损失的历史事实与档案资料。
1990年4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部分未销毁的波兰战俘名单和档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档案并不在谢列平之前所建议销毁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档案卷宗当中。
1990年4月13日星期五出版的苏联《消息报》头版关于苏联总统与波兰总统会见的报道。《消息报》创刊于1917年，是最高苏维埃（议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日报，苏联时期国内第二大报纸。报纸左上方三枚徽章图案分别是（左至右）：列宁勋章（1930年设立，苏联最高级别国家勋章）十月革命勋章（196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设立）劳动红旗勋章（1920年设立，用以表彰杰出劳动者和团体 ）。
1991年5月，苏联总检察长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表示通过对健在证人调查以及现存档案显示，集体枪杀波兰战俘的命令获得了斯大林的签字认可。
7至8月间，邀请波兰方面参与的挖掘调查小组，对在哈尔科夫和梅德诺耶两处埋葬地的尸体进行了检验，确认就是屠杀波兰军官的集体墓葬坑。
值得一提的是，梅德诺耶的埋葬地中C号墓坑上方被苏联人修建了一个厕所。粪池挖得很深，一些粪便流到了墓坑内。对此，苏联方面的一位上校表示非常可耻与痛心。墓坑中的尸体被像垃圾一样随处乱扔、到处乱埋，摞在墓坑当中。
梅德诺耶的两处墓坑一共挖掘出了240具尸体。这些尸体被检查、取样过后放进箱式棺材里，然后再次放进另外挖好的大坑中，双方调查员为其举行了郑重的葬礼。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第二天，最高苏维埃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日起终止。
此前保存于苏联总统档案局的数万档案卷宗被移交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据说就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前两天，即23日，他在向叶利钦移交权力时，将一包标记为“秘密档案第一卷”、并注明“永不开启”的档案移交给后者，随后他们一道阅读了这份文件。
1992年1月13日，波兰总统瓦文萨致信俄联邦总统叶利钦。请求将关于1939年战争中波兰战俘的档案资料提供给波兰方面，以作为“开启两国关系新时代的转折性标志”。
然而1月底俄联邦国家档案事物委员会主席皮霍亚却报告称没办法提供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卡廷枪杀波兰战俘决定的档案复印件，原因是没找到任何相关文件。
这一年春，终于在俄罗斯有关调查组织的努力下，一份卡廷事件相关文件被发现。（如果按照前面据说苏联总统与俄联邦总统权力交接时一同阅读文件的说法，那么这份文件是不可能找不到的。因此皮霍亚报告没找到的文件很可能是指另一些卡廷事件的有关人员档案。）
10月14日，作为俄联邦总统特使，皮霍亚在华沙向瓦文萨移交了一份档案复印件。这份被称为“一号档案”的文件内容有了1940年苏联最高当局做出的关于对波兰战俘处置的决定。
莱赫·瓦文萨（1943—） 波兰政治人物，反对派团结工会领导人，波兰首届直选总统（1990—1995）。他与雅鲁泽尔斯基曾经是政治对手，但晚年却和解并且成为好友。
鲁道夫·皮霍亚（1947—）苏联/俄罗斯历史学家、教授，俄联邦首席国家档案管理员（1992—1996）。毕业于乌拉尔国立大学历史系（1968）,博士论文主题为“古罗斯的教堂”（1974）、“18世纪乌拉尔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思想”（1987）。1981年调入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经济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86年回校任教，担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1990年调往莫斯科，担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档案委员会主席。1990-96年任俄罗斯国家档案局局长、俄罗斯首席国家档案管理员。1994年期间作为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批苏联时期文件档案的整理、解密工作。其妻子也作为历史专家曾担任叶利钦的顾问。
1992年10月14日，皮霍亚作为俄联邦总统特使向瓦文萨（右）移交卡廷事件相关档案复印件。
皮霍亚移交的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贝利亚于1940年3月5日提交给斯大林审批的报告。以下是其主要内容（节选）：
在那些被捕的越境逃兵以及其他人员中，同时也发现有很多人是反革命情报组织和活动组织的成员。
在所有战俘营中中关押的人数（不包括士兵和士官），总计14736人，他们都是军官、政府工作人员、地主、警察、宪兵、监狱官员、殖民团体和情报人员。根据国籍分类，97%是波兰人。
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监狱中的关押人员，总数为18632人（其中10685人为波兰人）。
这份报告中，贝利亚建议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并采取“最严厉的惩处措施”。报告随后经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审批后一致签字通过。
贝利亚于1940年3月5日呈送斯大林审批的报告首页。文件上蓝色签批最上方即是斯大林的签名，下边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签字。
此事关于现关押在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政府工作人员、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殖民者和狱警共计14700人。
同时关于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监狱中被关押的11000名囚犯，上述这些人均是各种反革命情报组织的成员和破坏分子以及地主、工厂主、波兰军官、政府要员和逃兵，对他们采取比较特殊办法处理，即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执行枪决。
对上述这些在押人员无需听审、无需对其进行任何解释、无需告知是否结束对其调查的决定、无需起草起诉书。这份《贝利亚就枪毙三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说：“战俘营关押着（不包括士兵和士官）14736名原军官、官员、地主、警察、宪兵、狱警、民团分子、情报人员，97%以上是波兰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共关押囚犯18632人（其中10685人为波兰人），“由于他们是苏维埃政权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取最严厉惩处措施——枪毙”，“审案时，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
时间回到1990年9月，这一年苏联军事检察院应戈尔巴乔夫要求开始调查卡廷事件，对仍然健在的相关行刑人员、战俘管理人员进行了讯问，这当中就包括了退役将军彼得·索普鲁年科，他在1939年被贝利亚任命为新成立的战俘管理局局长。他直接参与了对波兰战俘的关押、转运以及之后的处决各项事务。不过时年已经83岁的索普鲁年科并不愿意配合调查，刚刚经过癌症治疗、双目接近失明的他采取了对抗讯问调查的态度，并且拒绝在笔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尽管索普鲁年科并不那么配合，但是调查人员还是得到了许多需要的证词和证据。
对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加里宁州管理处处长托卡雷夫的讯问获得了如下供词（节选）：
......牢房那边有一个门通向院子...... 从那里他们拖出了尸体,装上卡车开走了。大约有五六辆这样的卡车，都是敞篷卡车，但是上面全都盖着帆布。帆布罩住了一切。......一昼夜间枪毙了300人。太阳出来之后，枪杀还在接着来进行。......布洛欣决定，一天输送来的人数不能超过250人。克里维延科决定每天输送来的人数要正好是250。
当我对他们说道，现在需要更加多的工人来挖墓地的问题时，他们嘲笑说，我是一个幼稚的怪人。需要挖掘机！”
我多次把他们送到地下室，那里我看到，他们是被一批一批带进去的。在地下室里有检察长，但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那里还有指挥官（哈尔科夫监狱警卫队长）和几个总部人员。
我看不下去，一心只想离开那里。卫兵们负责押解他们。先是把他们双手捆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他们把这些人先带到走廊里。我想想看，我和另一名看守和囚犯站在那。我们把门打开问：可以吗？里面的人说：进来！检察长坐在桌子后面，检察长说：报上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父亲的名字。然后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刚出门，就听见里面“砰”的一声。完了！完了！然后检察长大喊一声：过来。那时我们两个人就得马上进去，把尸体拖到另一个牢房。
这之后，我们再回去拿他们的大衣、帽子。我们得把他们裹起来，特别是裹起他们的头，避免流一地血。所以在他们被击毙后，就立即把他们裹起来。我们裹完两个人，就把他们放在担架上抬出去，准备放到卡车里，然后再两个两个的抬出去。把他们抬到卡车旁后，我们就再把他们分别按头对脚顺序放进卡车里。就这样，慢慢将25—30个人装满卡车，然后再用他们的大衣和剩余的东西盖在装满尸体的卡车上。”
彼得·索普鲁年科（1908—1992)，NKVD战俘管理局局长。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地区一户屠夫家庭，早年在顿巴斯地区矿山从事各种工作。1931年入红军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步兵团机枪排长、副连长等职务。1938年底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培训工作。1939年9月至43年2月担任战俘管理局局长。1944年起担任多个地区的NKVD负责人。1947年起负责监狱系统（古拉格）营房建设部门。1949年至1951年担任内务部建设部门领导。1953年起任国防部下属军事建设部门领导，1963年转为预备役，最终
军衔少将。他也是卡廷事件的直接参与、执行者之一。尽管1939年时他仅仅是一名NKVD少校，但就像纳粹党卫队屠杀犹太人行动中艾希曼扮演的角色一样——虽然职务不高，并且仅仅是从事一些案头工作，却担负了重要职责，起到了关键作用。
瓦西里·布洛欣（1895—1955）NKVD首席行刑官。出身于俄罗斯一户贫农家庭，早年当过牧羊人、瓦匠。1915年应征入伍参加了一战，升为沙俄军队高级士官。1917年回乡务农。1918年参加红军。1921年加入安全机构，并于1926年开始担任行刑手。他历经了整个30年代的大清洗，据不完全统计亲手处决了约9000人（也有认为15000人）。卡廷事件中他曾创下28天枪杀约7000人的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称其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亲手杀人最多的人”。194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被贝利亚以“健康原因”免职。1954年11月退休后被以“名誉不佳”理由剥夺军衔，1955年2月去世（一说自杀）。
在这里，我们再回顾两份重要文件，以结合前面的内容完整勾勒出卡廷事件的轮廓。
第一份是1943年德国人组织的“欧洲红十字会调查团”成员沃津斯基（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会委员）于1943年6月撰写的卡廷现场调查报告（节选）：
在8处集体墓坑中，共挖出4143具尸体。......多数人面部朝下，肩并肩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只有一号墓坑上部的尸体被随意混乱地堆在一起。.......
根据事实，绝大部分人都穿着波兰军官制服，同时在他们制服口袋里，还找到了在科杰尔斯克集中营接种疫苗的证明。应该承认，这些均是在1939年后，被关押在科杰尔斯克集中营中的波兰军官尸体。
从尸体外部检查来看，可以断定，他们都是由于头部中弹，导致人体重要器官受损（子弹进入后颈）并立即死亡。......
在松树针叶的下面，甚至在墓坑内，还发现了很多子弹壳以及子弹，这足以证明，枪杀是在墓坑附近完成的，甚至是先将人推下事先挖好的墓坑内，接着进行射击。看不出在被行刑之前人们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从这一点能判断出，在行刑之前，这些人是被其他人捆绑着押到此地，然后由专业的刽子手开枪致死。可以断定，至少有近20%的人的双手是被绳子五花大绑捆在背后。由此证明，采取这种方法是为避免有人自卫而采取反抗行为（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与此同时，在（5号墓坑内）发现，有些尸体是被他们自己的衣服蒙着头，绳子系在他们的脖颈上，双手也是被绳子五花大绑捆在背后，由此也证明，这是为了在行刑之前，防止他们出声喊叫。......
从尸体检验以及从尸体上发现的一些物品资料来分析，目前已经被发现的7个墓坑中的人，被杀害的时间范围能确定在1940年3月~4月之间。在1943年6月1日发现的第8号墓坑中的人，被杀害的时间较晚一些，时间范围能确定在1940年5月上旬。时间判断的依据有两点。首先，从该墓坑中挖出的尸体身上的衣服来看，他们穿的大都是夏天的制服；其次，从尸体上发现的苏联报刊日期也都是1940年5月上旬的报纸。
另一份文件是参与现场调查（1943年4月）的瑞士国际医学家委员会委员纳威尔在二战后的报告（节选）：
我们完全自由地对10具尸体进行了全面检查，这些尸体都是按我们的要求，在我们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从那些还不进行研究的集体墓坑深处挖出。我们大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尸检报告，德国医生对我们没任何影响。
到1943年4月30日，现场调查挖掘出来了982具尸体，当中70％的身份已能确认。大多数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也有少部分中了两枪，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枪。正如报告中所说，执行枪决的都是富有经验的刽子手。
从1940年3月到5月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第一机要处对14700名波兰战俘和11000名波兰“囚犯”的案卷进行了审核，负责的“三人小组”（梅尔库洛夫为组长）平均每天审核421人的卷宗，以每天工作10小时计算，每人每个小时需要处理14人的案卷，平均下来每一份的审核时间不超过5分钟。
以上仅仅是大致的估算，因为小组最多的一天处理了1287份卷宗，平均1.5分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时间短的几乎只够在案卷上写下处以极刑的裁决和签署审核人姓名。
在此期间，贝利亚派遣NKVD中最得力的人员前往各地关押波军战俘的集中营，对各类人员进行甄别。波兰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情报安全军官；以及宪兵、边防军人、警察、狱警等都要专门登记造册。此外那些有波兰准军事组织成员、政党成员（包括被解散的前波共成员）、法官、检察官、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地主、工厂主、银行家、旧贵族背景的波兰人也要被一一登记。甚至就连波兰童子军成员也要被记录在案。
经过一系列审核，贝利亚将那些被认为还有使用价值和可能与苏联合作的波兰人转移监狱继续关押。同时，还释放了约300名年龄在60岁以上、身体残疾、患肺结核等重病的战俘。此外，另有约400或500名白俄罗斯、乌克兰族、本职身份为农艺师、医生、技术员、工程师、教师的波兰预备役军官战俘在被审核确认“没有劣迹”后释放。
其余那些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敌人”将被随后处决，而整个处决被称为“减轻负担行动”。
德国组织的调查一共在卡廷森林的墓坑尸体衣袋中发现了3184份报纸，当中最晚的日期是1940年5月6日。据此判断，发生在卡廷森林的处决至少持续到1940年5月初，贝利亚提交给斯大林的报告是3月5日，因此大规模处决也应该在此之后开始。
这期间，处决行动不仅局限于卡廷森林一个地方，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等地的NKVD监狱或处决场也同时进行。
加里宁州监狱的处决一共持续了28天，6787名波兰战俘被杀。此地负责执行任务的主要刽子手确定姓名的有三位，其中以NKVD的首席刽子手布洛欣最有名，他亲手处决了约6000名波兰战俘。
布洛欣在监狱处决室身着屠夫用的皮质围裙，胳膊上套着长及臂肘甚至到肩膀的橡胶手套（或皮质），使用德国制7.65㎜口径瓦尔特PPK手枪——他从莫斯科NKVD总部带来了整整一箱这种手枪。之所以使用德造手枪，据说是因为其后坐力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的苏制托卡列夫TT-30手枪小。
布洛欣每晚“工作”约10个小时，平均每3分钟枪杀一人，期间不停顿、不休息。结束工作后，他都要和助手们痛饮一顿，然后睡上一整天，夜幕降临后再次开始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4月27日被授予红旗勋章。
卡廷森林等地波兰战俘被枪杀手法示意图。上方是德，下方是苏射击部位。
德国造瓦尔特PPK手枪。1929年德国瓦尔特兵工厂推出一款警用小型自动手枪（Polizei Pistole），1931年在此基础上推出改进型刑警用自动手枪（Polizei Pistole Kriminal）。PPK比原型枪缩短了18毫米，更加小巧（全长150毫米）。该枪全重570g，口径7.65mm，弹夹容量7发。PPK采用了众多当时的最先进设计，同时不失可靠性，外加小巧易于携带，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各界青睐，成为德国军官、政府要员以及警务人员的首选自卫武器。同时，由于该款枪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仅由39个零部件组成），因此也成为特工的首选武器之一。据说希特勒最后自杀时使用的就是这款手枪。在007系列影片中，主人公也常常使用该款。PP/PPK系列手枪至今仍然在各地被普遍的使用。布洛欣在卡廷屠杀期间就使用的是该款手枪（因为使用过于频繁，他准备了一箱这种手枪），这也是为何在卡廷森林埋葬现场发现大量德制7.65口径子弹壳的原因。
苏联托卡列夫TT-30半自动手枪。1930年由设计师托卡列夫设计，该枪受美制勃朗宁M1911影响，从外形到构造都很类似，不过相比较做了许多简化设计，目的是利于大批量生产。该枪长度196毫米，全重840g，口径7.62mm，弹夹容量8发。TT-30于1930—1936年间生产，总产量约93000把。1933年，对其进行再次简化的设计版推出被命名为TT-33，二战期间一直是苏联军官的主要配枪之一。该枪射程远、重量适中、成本低廉，但威力稍显不足，只有半保险装置，因此在1954年停产。中国54式手枪即该枪仿制型号（有所改进，如增加了手动保险装置等）。
经典二战照片：一名苏军政委挥舞着TT-33号召士兵跟着自己冲锋。他的手枪为防止使用中脱落用带子跟腰带拴住。这名叫叶列缅科的政委在拍下该照片后不久就阵亡了，时间是1942年夏。
NKVD人员枪决波兰战俘（剧照出自波兰电影《卡廷》）他们采用的手法与德国盖世太保或党卫队的处决方式十分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剧照中蓝帽子使用的是一支德制瓦尔特P38手枪。
卡廷森林葬坑挖掘出来的波兰战俘被捆住的双手，能够准确的通过此图理解正文中的描述。这是一张经典的反映该事件的照片。
事实上，卡廷森林的处决行动是从4月3日才开始的，一直持续到5月12日（当天枪杀了205人），这期间只有5月1日停止了一天。
根据NKVD战俘管理局的统计，整个“减轻负担行动”中，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一共运走了6787人，留下了112人；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运走了4404人，留下了205人；斯塔罗别尔斯克战俘营运走了3896人，留下了78人。
至1940年5月中旬，三座战俘营一共在行动中“处理”了14587人，加上其他战俘营和集中营另外杀掉的544名战俘，共处决15131人。
不过，该统计与1959年谢列平写给赫鲁晓夫报告中的数字有出入，主要三座战俘营的统计总数有35人的差距（可能是统计过程中的缺漏或是档案丢失造成）。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卡廷森林被杀害的波兰人共包括1名海军上将、2名陆军上将（已退役）、24名陆军上校、79名陆军中校、258名陆军少校、654名陆军上尉、17名海军上尉、3420名士官、7名随军牧师、3名地主、1名亲王、43名行政官员、85名士兵、131名难民；这些人中包括了20名大学教授、300名医生，百余名律师、工程师、教师，100余名作家、记者，200名飞行员。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卡廷森林的波军战俘墓坑中，德国人还发现了一具女性遗骸，当时由于无法弄清楚原因，之后将其重新掩埋并没特别提及。
实际上这名女性名叫雅尼娜·莱万多夫斯卡，父亲是一名波兰将军。她在战前是一位歌唱家，还是波兹南航空俱乐部的滑翔机飞行员，另有一个身份是波兰空军的预备役中尉。她于1939年9月22日和第3预备役军官团一道被苏军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科杰尔斯克战俘营。
根据最后记录，她于1940年4月20日被转运走，据估计随后遇害。4月22日是她32岁的生日。她的妹妹阿格尼丝卡参加了波兰抵抗组织，被德国人逮捕后杀害。
雅尼娜的头骨和其他6名波兰军官的头骨被来自德国布雷斯劳大学（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的调查专家带回，并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秘密保存了这些头骨。2005年，雅尼娜的头骨被以军事礼仪安葬在其家族墓地。
雅尼娜也是卡廷屠杀遇害者中的唯一女性（仅限于被有计划处决者，不包括这期间在集中营中因种种原因死亡的其他女性）。
雅尼娜·莱万多夫斯卡（1908—1940），娘家姓氏穆斯尼茨基（其父1937年去世）。雅尼娜20岁时成为第一位从五千米高度跳伞的欧洲女性。1937年她获得了轻型飞机驾驶资格。她的丈夫莱万多夫斯基是一名飞行教官。2020年3月，波兰发行了纪念她和妹妹阿格妮丝卡的银币。
布雷斯劳大学创始于1702年，1945年布雷斯劳所在的西里西亚地区（德国重要东部工业区）被补偿给失去东部领土的波兰，如今是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布雷斯劳改名为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大学也更名为弗罗茨瓦夫大学，此大学曾经诞生过众多学术名家，包括量子力学奠基人波尔、薛定谔和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等。
卡廷遇害者涵盖了波兰社会每个方面，大多数人属于精英阶层，被认为是重建波兰的骨干和支柱群体。
因此波兰主流观点认为这场屠杀是有计划地针对波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
不过，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区的相关研究者认为，以卡廷森林为代表的屠杀实际上还是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延续。当波兰东部的领土被苏联吞并后，这种“大清洗”也不可避免地扩展到了波兰被占领土上。
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署命令，给予NKVD总部机关和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所属部门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表彰其出色完成了任务，有44名行刑者被提升了工资，另有81人被一次性增发了奖金。
根据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因此对那些尚未死亡的反对和平的罪犯、战犯以及实行种族灭绝的罪犯，他们要对杀害......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所属的科杰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和斯塔罗别尔斯克集中营中的波兰军官负责，对杀害被关押在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监狱里的波兰人负责——根据国内立法规定，上述这些人要对违反法律滥用权力承担司法责任，根据自1929年沿用至今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71条规定——因滥用权力而导致故意杀人罪，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2条规定——在更广的范围内，这应被视为是种族。
1994年5月5日，乌克兰安全局向波兰移交了乌克兰卡廷档案清单——这是涉及1940年被关押在乌克兰西部监狱中有关波兰人的档案资料，这些人后来于1940年3月5日被枪杀。
自1994年始，俄罗斯的机构在卡廷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进行中的相关调查被推迟。
不过，1998年俄联邦政府和波兰政府还是联合在卡廷森林和梅德诺耶森林为遇害波兰军官修建了纪念碑，并宣布两座森林中的波兰军人墓地为战争公墓。
位于卡廷森林的遇难者纪念碑（左至右）：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教。这是为纪念在此处因30至40年代的大清洗时期不同宗教信仰的遇难者而设立。
2005年3月11日，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总检察长萨文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事实上，许多俄罗斯人也觉得很委屈，他们都以为自己也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贝利亚一系列政策的受害者。在卡廷森林中埋葬的不仅仅只有波兰军官的遗体，还有苏联各民族，尤其是俄罗斯、白俄罗斯被害者的遗骨。此外，在哈尔科夫执行对波兰军人杀戮的主要是乌克兰人，NKVD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也是乌克兰人。俄罗斯很多人认为波兰不向那些国家提出追责，却仅向俄罗斯提出要求是不公平的。
波兰人却认为在俄罗斯慢慢的变多的声音企图淡化卡廷事件的行为，并且甚至开始否认斯大林主义是造成屠杀的罪行根源，目的是为了减轻罪责。因此要求俄方公开所有相关责任人姓名和公布所有遇害者名单，继续完善调查，以还原完整历史真相。
2013年，来自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格雷弗·弗教授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是“伪造”的。不过他也并没有完全否认卡廷屠杀，而是认为那些遇害的波兰人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德国人所杀。但是，他之后自费出版的著作并没有正真获得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可。
俄罗斯电视台专门报道了弗的《卡廷大屠杀之谜》，这本书的俄文译本在俄罗斯一度很受欢迎。事实上俄罗斯一些不同声音也没有完全否认卡廷屠杀的存在，更多是纠结于NKVD的处决行动“被夸大”，此外就是认为以波兰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借此事在“妖魔化”苏联甚至俄罗斯联邦。
事实上，卡廷事件最大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被杀害的波兰军官家属，他们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一段漫长岁月中，饱受各种煎熬甚至迫害，经受的痛苦常人难以完全理解。
那些本能够进大学的遇害军官子女被分配到了矿山、工厂劳动，能够去高校任教的则被遣送至基层工农业场站担任技术员。
出于反抗，他们有些人刻意在个人档案上写着自己的父亲死于1940年，并非是官方宣称的1941年。
这封信伴随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这使我们始终相信，父亲还活着。甚至到了1943年春天，当德国人在进行了尸体检验之后，公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森林杀害的波兰军官的名单时，我们仍不愿相信父亲已经死了……
1948年，妈妈开始申请领取抚恤金。那时她听说，他必须要提供父亲的有关证件。在华沙莱斯诺区地方法院，妈妈把能拿出的资料全都提供给了法院，这中间还包括对他来说最珍贵的纪念物：在华沙起义中存下来的从卡廷寄给她的信和他的照片。他们承诺，一周后就将这么多东西还给她。一周后他们要她再去那里，后来是两周后让她去，再后来就让她一个月后再去那里。结果有一次，他们对妈妈说：“你要用锁把嘴封上”……那些纪念物最后没有了下落……
她也没有领到抚恤金。为此她收到一份文件说，她的丈夫于1946年5月9日自然死亡，因为连续5年没有工作，所以不能给家属发放抚恤金。
“卡廷”在那时的波兰人民心中，已经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屠杀。当一个人在谈论此事时，所指的已经不单单是1940年的事情，而是整个战后那一代人被压抑的生活和不能言述的苦痛。
在波兰人心中，“卡廷”慢慢的变成了了国家丧失独立自主的象征，被迫屈从于强权的屈辱。
在40—70年代的三十多年间，卡廷遇害者家属经受的痛苦与精神折磨与政治迫害是卡廷屠杀的延续（剧照出自波兰电影《卡廷》）
2007年上映的波兰电影《卡廷》，该片由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伊达执导。他的父亲是一名波兰军官，1940年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战俘营遇害。2010年该片在俄罗斯多个电视台播出。
因在卡廷森林的集体处决行动最具代表性，且为最初被发现大规模墓葬坑的地点，因此人们将1940年3月至5月间的屠杀都统一称之为“卡廷屠杀”（或事件、惨案）。卡廷森林也是这一时间段内苏联各地屠杀波兰人事件的统一纪念地。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携夫人与波兰代表团乘机前往俄罗斯准备参加卡廷大屠杀悼念活动，由于天气和人为操作失误，飞机在抵达斯摩棱斯克机场附近时撞树坠毁，包括总统夫妇、政府高级官员、军方将领、社会代表、机组成员共96人全部遇难。此次悲剧作为卡廷事件的余波，无疑为这段历史增加了新的黑色元素。
2010年4月7日，俄联邦总理普京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共同参加了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这也是两国首次在事发地进行联合纪念。普京在致辞中说：“迫害给人民带来的是灾难，不分民族以及宗教信仰。遭受迫害的遇难者人数众多，这些罪行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来为自己申辩。我们的国家在政治、法律和道义层面上已对极权制度的罪恶给予了明确的评价，而且这一评价不允许篡改。两国人民应当牢记历史，无论真相是如何的沉痛”。
2010年5月8日，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向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转交了6箱、67卷有关卡廷事件的卷宗，这些卷宗都是九十年代之后苏联/俄罗斯对卡廷事件的调查研究报告与相关档案。
2010年9月23日，记者在俄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对公开的卡廷事件档案进行拍照。
西方许多国家因为有大批波兰侨民，故而都设有卡廷事件的纪念设施。图为在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的卡廷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底座的铭文还特别提到1939—1941年间因为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丧生的20万波兰平民。
2000年在卡廷森林修建的卡廷屠杀联合纪念碑。三座纪念碑上面的地名是集体屠杀的主要发生地点：卡廷-哈尔科夫-梅德诺耶。
时至今日，虽然卡廷事件的真相已经基本大白于天下，但仍然在波兰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当中作为一个微妙的影响因素而存在。甚至在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的多边关系中都还是一个复杂而且仍然会不时被提及的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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